不过8年过去了，现在好像很少人去关心和了解，浦东究竟做了哪些改革。
必要时采取反周期的刺激政策 但以投资拉动为主，前提必须是有效的投资，即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投资，而非低水平的重复投资。目前，经济增长速度节节下滑，体制机制性的矛盾就要爆发。
那么，到底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我认为，关键的是，要分析2010年一季度以来连续13个季度的经济下滑的真正原因。如果举债，短期内，债务少可以继续举债，但时间长久后，最终总要还本付息。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举世瞩目，堪称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自1979年至2012年的33年里，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高达9.8%，经济总量增加24倍，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样高速的持续经济增长史无前例。我粗略估算，如果我们国内生产总值十年翻一番，年均经济增长速度应该是7.2%，但我们2011年的增长速度是9.3%，2012年是7.8%，因此从2013年到2020年，如果国内生产总值要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们应该有的增长速度是6.8%。
对此，大家可能在报纸上看过我曾经发表的一个言论，即中国还有20年的时间可以维持每年8%增长的潜力。针对上述投资机会，是否有资金可以投资？从政府角度看，目前我国累计国债余额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在全世界属最低水平，即使计入地方投资平台的负债，占比也不高。各级官员管了一些不应该管和管不好的事情，很多该管的事情又没有管起来，或者没有管好。
前三种动力支持的增长都存在边际报酬递减问题，不可能长期持续，只有最后一种动力，也就是通过效率改进支持的增长可以持续下去。一些发达国家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下来确实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是逐渐演化形成的。这是没有传统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没有办法的办法。市场缺乏竞争性就不能够形成能够反映供求状况（或称"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从而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和形成兼容的激励机制。
发展方式转变任务紧迫，深化改革更刻不容缓 经济观察报：改革与发展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经济一个很纠结的问题。经济观察报：你在2005年出版的书就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这些年过去了，岂不是变得更加紧迫？ 吴敬琏：当然。
另外一种意见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经济高速成长的关键在于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民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到90年代制定"九五"计划的时候，中央中央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前一个转变是后一个转变的基础。2004年到2005年，中国经济学界就又有一场关于重化工业化还是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大讨论。即使统计上有几个百分点的高估，目前接近50%的投资率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趋势性降速。吴敬琏：我在上世纪90年代说过一句话：没有竞争的市场比没有市场还可怕。第二，引导医疗改革，使之既能在基本医疗费用的提供上体现公平正义，又能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医疗服务。要解决当前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问题，首先要赶快让农民工成为拥有更多知识、更多技术的劳动者，尤其要让他们成为有产者。
世界史上没有一个别的国家像我们有这样高的投资率。经济观察报：消费、出口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要处理经济增长的趋势性下降，解决之道只能是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从主要依靠海量生产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在很多关键领域和重要环节，仍然不是竞争性市场、而是各级政府在主导资源配置。
2000年，尉健行任中纪委书记时，吸收了学界关于"寻租"问题的研究成果，提出来腐败要从源头上根本治理。所以整体设计需要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基层政府的政治创新。二是要解决当前尖锐的地方预算问题，解决收入和支出的不对称。在中国改革前期，确实缺乏清晰的目标和整体规划，"摸着石头过河"。有一些支出责任过分分散，比如司法系统的支出、社会保障和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都需要上移。由于再分配靠国家财力支撑，财力用得过多，就要靠加税来弥补，结果反而削弱了共同富裕的基础。
市场能管的就交给市场，社会能做的就交给社会。吴敬琏：第一是财税体制改革，第二是金融体制改革，第三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第四是国有经济改革。
其实，腐败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府掌握的资源太多，直接支配资源的权力太大，这个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就形成了利用公权力"寻租"的机会太多、腐败四处蔓延的局面。发展快了想不起改革，慢了，首先想到的是宏观调控。
政府动员海量投资来对付经济趋势性下行时，因为相当一部分项目其实是回报率很低、甚至没有回报的，就直接造成了国家资产负债表杠杆化率的攀升。既然十八届三中全会肩负重启改革和对改革总体部署重任，我当然希望这次会议对目前的"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种问题提出科学有效的解决方案，使统一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尽快在中国扎下根来。
经济观察报：现在最突出的问题恐怕是腐败蔓延问题。三要加快资本项下人民币可兑换改革。如果是后一种，则需要针对造成这种趋势的深层原因采取改革措施。所以在2002年，国务院减少了很多的审批项目。
这突出表现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大家有机会看到以"重庆模式"、"高铁奇迹"为代表的"中国模式"越来越多的真相，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1992年邓小平同志说过的话依然适用，就是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
这样经济活动的效率才会提高，发展方式转变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现在刻不容缓要做的事情，就是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克服妨碍市场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体制性障碍"。
统一开放的竞争性市场体系是全面改革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你心目中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最小一揽子"方案核心在什么方面？为什么？ 吴敬琏：我认为最核心的方面，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座谈会提出的六个需要研究的重大问题中的第一个，也就是加快形成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经济观察报：第三个配套改革是社会保障体系改革，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吴敬琏：第一，做实社保基金。
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那一轮改革中发挥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改革的总体设计和路线图。最近，上海远东出版社出了这本书的新版，因为书里提出的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五，完善反垄断立法，严格执法，消除目前严重妨碍市场有效运作的行政性垄断。解决这一问题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需要增加地区预算的本级收入，另一方面提高中央预算的支出责任。
这些年来一些地方进行了很有意义的改革实验，譬如上海的国资退出竞争性行业已有三年，广东的民间组织无主管设立和工商登记简化改革，等等，这些都应该吸收到总体改革规划中去。但随着改革的深化，新旧体制胶着对峙造成很多严重问题，局部改革措施之间相互冲突、相互矛盾的现象越来越突出，要形成激励兼容的制度框架，降低转型过程中的震荡，就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模式、方向和优先次序进行认真研究和部署。
经济观察报：由上到下进行设计会不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 吴敬琏：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注意。2009年用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到8%以上。
我认为这句话今天仍然适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局部改革，对打开旧体制缺口起了重要作用。